近日，我院校友1994级本科生鲁太光的自传文章《写端正文章，做寻常人物》刊发于《传记文学》2022年第8期“学人自传”栏目。附全文及链接如下：
一
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位学人，或者说，达到了学人的标准。于我而言，目前更准确的定位，是以研究文学为职业的人。在我心里，学人，或者说学术是一个很重的词。现代社会多元繁复、面目多样，现代知识也是门类繁多、功能各异，我们无法像张载那样，说治学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我总觉得人文工作是职业，也是志业；是岗位，也是责任，即学术研究要于世道人心有益，能够拓展人们的生活空间，丰富人们的生命维度。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学术与文学一样，不仅与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有关，与心灵的丰富和开阔有关，更要与无数的人、无穷的远方有关。
以这样的要求来看，我现在刚刚上路，或许还要永远在路上。
不过，我是真心热爱文学，喜欢研究文学的。我经常默默感激我的父母、我的兄弟，感激我的家人、我的亲友，用爱意和辛劳创造条件，支持我在这条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路上跋涉。我记得很清楚，2004年硕士毕业后，我在一家挣钱相对多也比较有实权的单位寄身，但由于不开心，我于2007年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小说选刊》杂志社工作，我的父母和亲友们知道这个消息的瞬间，眼里大多闪过不解和失望，可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过一句不满的话，反过来还安慰我，说还是现在的工作好，没有压力，没有风险，尽管是那么不情愿，那么言不由衷。有的还以为我犯了什么错，待不下去了，拐着弯儿安慰我从头再来。我也经常默默感激像我的父母和亲友们一样的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我想，没有他们的血汗和付出，文学和文学研究肯定难以为继。是的，我们同为人类，如果缺少了其他人的支持，我们必将举步维艰。我还默默感激求学路上遇到的老师、朋友、同行，他们以自己的学养、文章、风格、风骨，给我以教益、启示、鼓励，让我知晓学术之道。当然，我还默默感激古今中外成千上万的作家、艺术家，感激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点燃人类的精神灯火，让我能够在这灯火的照耀下前行。我甚至默默感激那些并不怎么成功的作家、艺术家，感激他们以自己的失败在文学地图上标出那些陷阱与障碍，让后来者安全跋涉、闯关。
回过头来想，自己喜欢文学并最终走上文学研究这条路，大概与童年时代的阅读经历有关。20世纪70年代初，我出生在山东省安丘市郚山镇鲁家哨村——一个靠近沂蒙山区的小山村。那个时候，物质条件真是差呀，能吃饱穿暖就谢天谢地，过年时父母能给买件（是一件，不是一身）新衣服就喜出望外了——这也是童年盼年的原因，就不要想什么精神生活了。很幸运，我有三个哥哥。大哥是我们村第一位高中毕业生，他买了很多小人书。这些小人书就是我的启蒙读物，为了读到这些小人书，我费了多少脑筋，搞了多少破坏呀。
我们家兄弟五人，我大哥独立住在院子东边的一间偏房里——大哥成家后，二哥就去那里住，以此类推。因此，住进这间偏房可以算是享受成人礼，后来我因为上大学，错过了这种待遇。我大哥很珍惜他的小人书，一开始他还借给我们看，可能是我们看得不经心，把书弄脏或者弄皱了，他后来就不借给我们看了。他房间里有一张四个抽屉的写字桌，他就把这些小人书整整齐齐地码在中间的两个抽屉里。一开始，这些抽屉并没有上锁，所以，我大哥一出门劳动，我就去打开抽屉取书看。没几次，我大哥发现了，就把装书的两个抽屉上了锁。不过这难不倒我，他一出门，我就把没有上锁的两个抽屉端下来，放到地上，从空抽屉洞往中间的抽屉里“掏”书看，看完后，再把书“塞”回去。可想而知，这下子那些小人书更倒霉了，往外“掏”往回“塞”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把书弄皱，有时候由于着急或心慌，甚至会把封面撕了。我大哥发觉后，把我好好教训了一顿，干脆把四个抽屉都上了锁，以为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了。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几把小小的锁头怎么能挡得住我呢？只不过，破坏性更大了而已。我大哥一出门，我就满家乱翻，找出螺丝刀、钳子，把抽屉上的合页卸下来——这样锁也一并卸下来了，取出书来后再安上去。不过，现在工作量大了，我也学聪明了，一次多取几本，藏起来慢慢看，免得来回拆装，把合页弄松了，再也装不上了。这自然也瞒不住我大哥，他后来再出门，干脆就把房门锁上了。我很是难过了几天，可很快又想出了办法——从窗户爬进去，继续“偷”书看。这样折腾了好一阵子，直到我大哥成家前，他把心思放在更重要的事物上去了，才又放开了这些小人书的阅读权，后来干脆把这些小人书送给了我们兄弟几个。我们很是高兴了一阵子，可很快就发现，没人管着还真不行，半年过去，这些书不是被翻烂了，就是被人借去不还，一两百本书，越来越少，最后竟没剩几本。想一想，真是可惜！不过，就是在与我大哥的“斗智斗勇”中，我读了大量小人书，在里边看到了一个与小山村不一样的大世界，在心里埋下了文学的种子。
就是从我大哥的小人书开始，我开启了自己的找书、读书之旅。我跟我二哥、三哥也作过类似的斗争，只是“策略”有所不同。跟我二哥作斗争时，我应该上初中了，那时已是80年代中后期，香港武侠小说大量涌入内地，成为青年人追捧的对象。我跟我二哥“斗智斗勇”，就是要看他借来的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由于这些书不是他自己的，他也要争分夺秒，我就见缝插针，趁他不读的间隙，或劳动的时候看。不过，这不是长久之计，因为他自己也喜欢看，一看就不放手。于是，我就想方设法“讨好”他，让他晚还一两天书，给我看。比如，帮他跑腿，干一定量的零活，换一天半天的读书时间。又比如，我二哥喜欢抽烟，他自己没多少零花钱买烟，我就把自己的零花钱贡献给他买烟抽；或者村里有结婚的，我就去挤在看热闹的孩子们中间，跟新郎新娘讨喜烟给他抽，换书读。就这样，我那时候把梁羽生、金庸的好多武侠小说都读了。因为书来得不容易，所以格外珍惜，白天要干活，没有时间读，就晚上读。那个时候还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我就挑灯夜读。可是，一般到了晚上八九点左右，父母就叫我熄灯睡觉。我只好把头埋在被窝里，罩着灯和书，偷偷地读，等他们睡着了，再露出头来。读着读着就把什么都忘了，有时父母半夜起来，发现房里漏出灯光，知道我在偷偷看书，就吆喝一声，我就惊惶无奈地熄灯睡觉。有时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就公鸡报晓，天色微明。现在想想，还觉得奇怪，在棉被里拥着灯火读书，那么狭窄局促，竟然没有失火。
随着年龄增长，我的搜书范围逐渐扩大，走出家庭，延及全村。不过，村里有书的人家也不多，特别是孩子们，手里几乎没什么书。于是，我的联系对象主要是大人。我们村有一家开小卖部的，主人五十多岁——在农村算老人了。他家里有一些《封神演义》《七侠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为了读这些小说，我就跟他打起了交道，向他借书看。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不仅愿意把书借给我看，而且还跟我交流读书心得。于是，有一个时期，我们俩，一个大人一个小孩，经常在小卖部门口长谈。村里有些人觉得奇怪，不知道我们在谈论些什么。其实，我们是“谈文论道”，在谈御猫展雄飞跟锦毛鼠白玉堂谁武功更高、性格更好，谈北侠欧阳春那么大个肚子，怎么移动如此灵活……
除了读书，我还“听书”。那时候，各村都有个大喇叭，挂在高处，上边有什么事，都通过这个大喇叭传达。我们村的大喇叭挂在村东最高的一棵树上，每到傍晚，除了播放新闻，还播放《杨家将》《岳飞传》《甲午风云》等长篇评书，这是我特别喜爱的节目。这个时间段，往往早已放了学，父母叫我去挖野菜或捡柴火。我就在大喇叭附近转悠，边干活边听评书，其乐无穷。不过，有时候听得入了迷，就会忘了手头的活计，评书播完了，低头一看，筐子里空空如也，就抓紧时间采集一点，回家交差。当然，少不了挨父母的数落。偶尔，不知什么原因，喇叭声音太小，在下边听不清楚，我就噌噌几下爬到树梢上，靠近喇叭听。就因为这，我被村里一位奶奶称为“树猴子”。
不过，毕竟资源匮乏。虽然我努力搜寻，能找到的书还是非常有限。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就反复阅读，一些手头的书读了多遍。我们家有“三大古典文学名著”——“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独独少了《红楼梦》——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这三套书，我们兄弟五人读了多少年，每个人不知道读了多少遍。我眼睁睁看着这三套书由整齐到凌乱，由凌乱到破碎，然后，一张张变脏，一页页变少。有时实在百无聊赖，就拿着几页破纸读来读去，尽管里边的故事早已滚瓜烂熟。这个样子，感觉不是读书，而是“吃”书了。大概到我读高中前，这三套书就被我们“吃”光了。因为这，我们兄弟几个还发明了一个游戏——考人名：一个人提“三大古典文学名著”里的人名，另一个人答其诨号，或者反过来问。因为《水浒传》里梁山众头领人人有诨号，所以考得次数最多。当然，结果往往是谁也难不住谁。不过，有一次我二哥秒杀了我们所有人。他的问题是：“过街老鼠”是何人？“青草蛇”又是哪位？光关注“大人物”不关心“小人物”的我们被他给难住了。以今天的眼光看，他这是在提醒我文本细读的重要性。真是太专业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虽然很艰苦，但却也很有趣，真的有趣。
二
就这样，我从小学读到初中，又从初中读到高中。我也从村里走到乡镇，从乡镇走进县城，见识的世界范围不断扩大，文学的种子在心里不断生根发芽，力量也越来越强大，1994年填报高考志愿时，我选择了三所学校，但所有的院系都选择了中文系，意思很明确——非中文系不读。当时，我们整个大家族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只有我大姑父在县城的自来水公司任职，是见过世面的人，他对我上大学也只有一个“指导性”意见：师范类学校。这有两个好处：一是我们家人口多，劳动力少，经济困难，上师范类学校生活补助多，能够减轻父母的负担；二是师范类学校毕业后还包分配——实际上我1998年毕业时就已经“双向选择”了，以自己找为主，学校推荐为辅。对像我这样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的农家子弟来说，这是一个可靠的方案。我也是按照这个方案选择的学校，但院系选择却完全“自作主张”，我已经懵懵懂懂地意识到，自己要把爱好变成专业了。
就这样，1994年9月，我进入无间中文系读书。命运眷顾我，我“蒙”对了！填报高考志愿时，除了知道无间是山东省最好的师范类学校、在国内也有一些名气外，其他情况一无所知，对中文系的情况更是两眼一抹黑，不知道有哪些老师，有什么优势专业——那个时候电脑还很少见，都是386系统，上网就更稀罕了。但到了学校后就慢慢知道，无间中文系实力很强，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实力尤强。那时候，田仲济先生还健在，虽然不再上课，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和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是学校更是中文系的一面旗帜，在国内相当有号召力。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有很多好老师：宋遂良老师给我们讲中国当代文学史，史论并重，娓娓道来，特别吸引人，更重要的是，他特别温厚，愿意帮助学生，支持学生自由探索，很得学生喜爱。朱德发老师是学科带头人，他没给我们上过课，但作过讲座，他讲得很投入，满口胶东话，两个小时下来，我几乎什么也没听明白，很是失落。后来，读了他的著作、文章，感到他很有学问。我记得在《齐鲁晚报》副刊上读到他一篇谈巴尔扎克的短文，在分析现实主义文学的魅力时，用了一个词——“神秘的余数”。这个词把我迷住了，琢磨了好久，琢磨这“神秘的余数”到底是什么——现在想，大概类似于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表扬，指从他的作品里学到的“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就是“多”出来的那些东西，相当于雷蒙·威廉斯笔下的“感觉结构”。我第一次发现数学概念竟然也可以借用来分析文学作品，而且分析得这么恰切，这么有文学性。魏建老师那时是系里的中坚力量，他的现代文学课讲得好，每次上课，大教室都挤得满满的。吴义勤、张清华等老师，那时候正年轻，都意气风发，风头甚健，在国内，特别是评论界颇有文名。文艺理论教研室的杨守森、胡自信老师，外国文学教研室的王化学、曾繁亭老师，古代文学教研室的邓红梅老师（可惜前几年因病华年早逝了），古代汉语教研室的王开扬老师等，都是我喜欢的老师。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由于是师范学校，相比于一般学校，日常管理比较严格。比如，我们直到大学四年级毕业前，还要晨起跑操，每周检查卫生，每天叠被子要叠成“豆腐块”。有的同学不习惯，觉得不自由，不过我倒挺适应，觉得这培养了我良好的生活习惯，使我没有任性放纵、虚掷光阴。我非常感谢我的辅导员史洁老师，她对我严格要求，但又理解体贴，使我大学四年少了许多波折，平稳过渡下来，真是幸运。总之一句话：对我来说，进入无间中文系，如鱼入水、似虎进山。
1994年，我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活时，虽然“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之后”已作为话题提了出来，但客观看，文学仍处于80年代以来形成的高潮尾端——尽管是尾端，仍不乏迷人之处，甚至还时有波澜动荡，颇有声势。那时候，不仅《平凡的世界》《白鹿原》《活着》等重要作品问世还引发普遍关注，而且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冲击波，特别是先锋小说等文学潮流还此起彼伏，比较时髦，因而在大学校园里还很有吸引力。在我印象中，吴义勤老师刚刚从苏州大学博士毕业，就被人才引进到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给我们讲授先锋文学，不仅本系的同学来听，外系甚至体育系的同学也有来听的。记得有一次自由讨论环节，一位体育系的同学竟然跑到讲台上，在黑板上画了一幅“文学曲线图”，就有声有色地讲了起来。就在那几年，我读了大量先锋文学作品，马原、格非、苏童、余华、孙甘露、北村等，都是我喜欢的作家，马原的一些小说，我甚至都能背诵。有的同学，还把马原《虚构》中的金句“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写到自己的T恤上，在校园里招摇过市，很是风光了几天。现在，我当然对这股伴随着现代主义兴起的文学潮流、形式有自己相对客观的认识、评价了，但那时尽管对许多作品懵懵懂懂，却仍体会到一种震惊感——或许，这就是先锋文学之于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的意义之一种吧！
另外，与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相伴，我还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这可是我以前很少接触到的文学宝库。不过，对外国文学作品，我是“兼收并蓄”，不论是现实主义的还是现代主义的，都来者不拒。我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读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读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能找到的，都读。我印象中，卡夫卡那时好像刚在中国流行，从少数作家、学者的私密阅读对象变成许多人挂在嘴上的“时髦”作家。我在学校图书馆找到一套《卡夫卡全集》，如获至宝，没白没黑地读起来。读完全集，觉得不过瘾，又把卡夫卡好友勃罗德著、叶廷芳和黎奇翻译的《卡夫卡传》找来读，了解这样的作家是怎么“炼”成的。初读《变形记》，就为其怪异的构思和精妙的细节所震惊，卡夫卡把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甲虫的过程写得多么传神呀——我至今还记得他父亲看到他的怪样子后掷向他的那个苹果，以及苹果在他背上砸出的凹痕——这个苹果在我心上也砸出了一个凹痕。如果没有这些惟妙惟肖的细节，变形将成空想，恐怕我们也很难相信这怪诞的故事了吧？读了《城堡》，我觉得K不是走不进城堡，而是无法从城堡中走出来。读了《审判》，当那冰凉的刀锋刺进K的身体时，我也感到心中一凛。读到他日记中“巴尔扎克的权杖上刻着一句话：我能粉碎一切障碍；我的权杖上也刻着一句话：一切障碍都能粉碎我”时，不禁感到忧伤，而当读到文学“必须是用来凿破人们心中冰封海洋的一把巨斧”时，又感到这个一切障碍都可以将其粉碎的作家身上有一种深刻的力量。
我就这么饥不择食，一路乱读下来，有点像“大杂烩”，不成体系。不过，年轻的时候这么“乱读”也有一定的好处，那就是在相当程度上拓展了自己的文学视野，不拘于哪一家，不迷信某一派，而且还磨砺了自己的美学感受力。说实话，读了这些世界文学名著后，对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特别是先锋文学，就不再感到“震惊”了，觉得在这些世界文学名家名著面前，他们不过是一些学步的孩子。
三
严谨地看，我本科时读书，有不少缺憾。其中一个是不够自觉，用今天的眼光看，就是缺乏学术意识，只是跟着感觉走，跟着兴趣读。具体来说，那个时候文艺理论书读得很少——后来读硕士、博士期间，这个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但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以至于理论是我的一个短板，我现在正努力补这个短板。另外一个，跟时代氛围有关。90年代正是“重写文学史”的高潮期，“重写文学史”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对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的深度反思乃至排斥。毫无疑问，这一文艺思潮在使我们看到不一样的理论力量和文学风景的同时，比如在看到张爱玲、沈从文等以前被相对忽视的作家及其作品时，又把郭沫若、茅盾、丁玲、赵树理、柳青、贺敬之等作家及其作品不公正地边缘化，而且排斥范围不断扩大，后来鲁迅也被波及。
在这样的学术思想氛围中，可以想象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的概貌。在必修课上，那些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的作家作品也会被讲到，但大多照本宣科、了无生气，有的老师提起这些作家作品来满是不屑，而提到钱锺书、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及其作品则如数家珍、舌灿莲花。至于选修课，上面已经提到过，基本是先锋文学、新潮作家的天地。我印象很清楚，我那个时候选修美学课，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文艺”系列，特别是读了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的几封信，感觉他们讲得很深刻，很有启发，不像有些老师和文章讲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是社会批评、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没有美学精神、形式意识。其实马克思、恩格斯的几封信，尽管简短，但却主要是谈形式的。比如，在他们给拉萨尔的信中，除了谈到“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还提到了戏剧语言、人物形象等问题。因此，有一次课间休息时，我跟一位老师说马克思、恩格斯谈文艺谈得好，这位一向挺关心我的老师，竟然只是看了看我，没接话茬，让我觉得很诧异，也有些失落。后来我明白了，在那时的语境中谈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是多么不合时宜，说不定有些老师根本就没读过，而且还以自己没有读过为荣耀呢，又怎么可能与我交流并指点我？
这就是当时的学术思想氛围。受这样的氛围影响，我很少读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的作品，虽然那时候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课的考试成绩都不错，但大都死记硬背教材，只是记住了一些知识点，而不是对作家作品的真正理解。幸运的是，生活给了我机会，让我弥补了这个缺憾。本科毕业后，我到潍坊贸易学校（一所职业性的中专院校，现在更名为山东经贸职业学院，升格为大学）当基础课老师，教语文。多年养成读书的习惯，到了这里后，我就到图书馆去借书，没想到图书馆里很少有文艺类的图书，仅有的一些也大多是老掉牙的旧书，聊胜于无。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借了柳青的《创业史》。没想到，一读，竟然被吸引住了，觉得写得很好，觉得梁三老汉可爱，梁生宝可敬，觉得这可爱、可敬的一对父子身上蕴含着很多生活内容。我慢慢意识到，上大学时，老师们讲的不一定全对——这个要求本身就不是很客观——有些内容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时代印痕。后来，我又陆续找了茅盾的《子夜》、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作品读了，这种感觉更强烈了。大概就是在这个时期，我心里初步萌生了研究意识。
更加幸运的是，在潍坊待了三年后，2001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研究生（2009年至2013年，我又回去在职攻读了博士学位）。北京大学向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著称，新世纪初这种氛围还是有的。中文系的老师都是名师，而且立场、观点、方法也差异很大，上课无异于“头脑风暴”，上一节课可能从正面讨论一个问题，下一节课很可能又从反面讲一遍。不过，这有一个好处，长期“精神分裂”后，就会产生综合的自觉。我想说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固然异彩纷呈，但毕竟是全国学术资源最集中、师资力量最雄厚的地方，也是最讲究学术的地方，也就是说，最讲究研究“科学性”的地方。比如，就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些老师最早提出“重写文学史”“二十世纪文学”等概念，反思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但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特别重视中国当代文学学术体系建设，当在“重写文学史”思潮中有将中国当代文学当作现代文学附庸予以措置的时候，洪子诚老师基于对中国当代文学生成过程的考察，提出了不同观点，确立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独立性。而且，既然文学史研究是“科学”，那就不能像许多研究者那样，对自己喜欢的文学对象大讲特讲，对自己不喜欢的文学对象则干脆不置一词，至多一笔带过，而是将其作为研究的重要领域，进行深度研究，努力给出合情合理的阐释。对于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师多是这么做的，除了洪子诚老师从学术史、学科建设角度研究“十七年文学”，李杨、贺桂梅等老师也从不同角度切入，进行研究。我的导师韩毓海老师，也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他从思想史视野出发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的阐释往往令人耳目一新。就是在韩老师的指导下，我补上了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这一课。除了跟韩老师读书、学习外，我还跟同门的何吉贤、李云雷、卢燕娟等师兄妹思考、切磋。现在，他们也都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创作一线，时时给我助益。回想那个时候，既简单又上进，其乐何及！所以完成论文答辩致谢时，我说跟韩老师读书，我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我的这种经历，是笨人有傻福。
读研究生阶段，我读书还有了一个新特点，那就是走出“纯文学”阶段，除了读文学作品及研究著作、文章之外，还读了不少社会学、历史学、思想史等方面的著作，这里边当然有老师教育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却是自觉选择的结果，或者说，这么做就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纯粹的文学困惑。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慢慢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从现代文学创始到新世纪前后，文学作品中对农村、农民的表述、刻画很不一样，相应地，艺术手法和美学特色也很不一样。概要地说，现代文学时期，中国农民好像处在从人向鬼滑落而又努力从鬼向人复归的轨道上，比如，鲁迅的《祝福》中，祥林嫂每出现一次，身上的人气就少一点，鬼气就多一分，当我们看到头发已经全白，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只有眼珠间或一轮的她时，我们就意识到，这已经是一具行尸走肉了。鲁迅刻画的这个形象，极具象征色彩，有力地暗示着旧中国农民的命运。而贺敬之、丁毅执笔，延安鲁艺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则明确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为创作主题，其主人公喜儿也由豆蔻少女而“白发魔女”，由“白发魔女”而新天地的新女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在柳青、赵树理等人的作品中，又看到了一些像梁生宝、王金生、王玉生那样的社会主义“暖男”形象，自然也少不了一些落后分子、捣乱分子，还有大量的“中间人物”。新时期伊始，这些形象渐次隐没，我们看到了像陈奂生这样的农民“苦主”，一辈子苦哈哈的，终日劳累，却一天好日子都没过上，令人唏嘘。到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我们还能见到一些“圆形”的农民形象，比如孙少安、孙少平，看到比较整体的农村生活场景，但慢慢地，这一切都像阳光下的雪一样消失了，农民不再与具体的生活世界相关，而变成了一个抽象的符码。比如，余华小说《活着》中的福贵，就是命运的符码，你可以说他是农民，也可以说他不是，更可以说他像X，是一个未知数、一个无比苦逼却又坚韧地活着的符号。更可悲的是，在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品中，农民形象逐渐碎片化、畸形化——往往是作家心理的折射，以至渐渐杂乱，漫漶一片，不可辨识。
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我天然觉得这个现象既有意思又有问题，就想追究下去，看看这种现象是怎么发生的，但这个时候就文学论文学，在文学内部解答这个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开始读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思想史方面的著作，读费孝通、杜润生、陆学艺、温铁军、黄平、曹锦清、孙立平、贺雪峰、李昌平；读黄宗智、杜赞奇、彭慕兰、林耀华、庄孔韶；读孔飞力、裴宜理、马克·塞尔登、詹姆斯·C.斯科特，还断断续续地读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邓小平的著作，读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合作化、改革开放的材料……我想弄清楚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是怎么发生的，有什么样的轨迹。在这样的轨迹中，中国人民，特别是我当时尤其关心的中国农民生存状况如何。然后，在这样的社会史视野中观察关于农村、农民的历史叙述问题。到现在，我也不敢说自己弄清楚了这个问题——这可真是个大问题呀！但毫无疑问，我学到了很多很多，我观察文学的角度开放了很多，我明白了许多以“纯文学”眼光无法看清的问题。比如，这两年“内卷”这个词一下子火了，成了网络热词，但我在2002年左右就在黄宗智的著作《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看到了这个词，准确的说法是“中国小农经济的内卷化”，大致意思是，由于中国农村土地少人口多，农民不得不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近乎无限的劳动，而实际上在耕作技术等社会条件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劳动投入到一定限度之后，投入越多，收获越少，即这是一个边际效益递减的过程，直至效益为零。这真是一种魔咒般的状态。明白了这个词语，我就明白了在中国农村发生的许多离奇现象，明白了改革开放后农民为什么大规模离开乡土。就像现在，明白了“内卷”的新内涵也就理解了“躺平”的怪现象。
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又开始工作，但始终在学术的边缘地带，直到2016年2月，在祝东力老师的推荐下，我从中国作家协会《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进入正规的文艺科研机构工作，自己的工作跟学术算是有了正式关系。到现在，也有6年多了，我始终在调整自己，想把学术做得既严谨又有活力，做得尽量及物些，可惜目前尚未达到目标，这也是我说自己的学术研究刚刚在路上的原因。我非常感谢祝东力老师，不仅是因为他把我引介到学术单位工作，更是因为他以身作则，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学术与人生的关系，让我注意：要少说高言大语，多参世道人心。
总之，我算是进入学术领域了，尽管波波折折，历时多年。
四
我有时候会停下来捋一捋，这一捋，发现自己赚大了，真赚大了！这么多年一路读下来，我不仅凭读书获得了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过上了比较体面的生活——再次感谢父母、家人、师友的支持，而且跟其他领域的人相比，我还有一种他们无法得到的独特收获——生活。读文学、研究文学，不就是阅读生活、研究生活、收获生活吗？这几十年下来，我少说也读了几百上千本书，在这个意义上，我比多数人多见识了几百上千种生活，多认识了成千上万的人物。
我见识了多么广阔的生活呀！有平凡的世界、平常的人生，可在这平凡的世界、平常的人生里，又凝聚着人们多么美好的生活期待。当然，还有极其怪异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生即异化，他人即地狱，可我分明听见，里边的人是多么迫切地想冲出来、逃出来。我见识过无比缓慢乃至停顿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命就像草木一样，无声地生长，无声地死去，让人觉得与其这样苟活，还不如速朽。我见识过多么野蛮、残酷的世界呀，在这样的世界里，有时候一声咳嗽、一个眼神，甚至什么也不用做，就是无声，也可置人于死地。我见识过虚伪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不过，从这样的世界里走出来时，我总是把热泪洒给高尚者，把愤火投向卑鄙者。我见识过吝啬鬼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家财万贯又如何？不过是套在脖子上的金锁链而已——勒死的不仅是自己，而且还有自己的子女、亲人，乃至所有人。我见识过奢靡的世界，见过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人类是多么地残酷、疯狂。我诅咒这样的世界与生活，急切地盼望着这样的世界与生活尽快毁灭。我见识过贫寒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一粒米难倒英雄汉，一元钱可以毁掉人的一生。我是多么同情那些贫寒的人呀——特别是那个卖火柴的小姑娘。我见识过过去的世界，见识过即将朽灭、死去的世界，见识过身处这样的世界里人们是如何挣扎、奋斗，见识到一些人宁愿与旧世界一起衰朽，也不愿迈向新生活，更见识到一些人为了打碎那个旧世界，付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与代价，看到许多人以身为木石，扛起黑暗的闸门，放年轻一代到光明处去。我还见识过未来的世界，也就是说，“体验”过绝大多数人未曾经历的生活。不过，这样的未来世界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甚至竞争、斗争更严酷、无情，甚至连人都有可能成为人的食物——人吃人，多么恐怖！尽管那时人类好像已经进入了浩渺无垠的宇宙，已然突破了无数的物质、技术、文明壁垒。我也见识过乌托邦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人自由，彼此平等，生活富足，心情愉悦，不过，这样的世界好像并不容易进入，需要我们每个人小心翼翼而又竭尽全力地追求与建设，我们要一步一个脚印，一毫米一毫米、一微米一微米地迈向这个新世界，千万不要贪多求快，因为，这么美好的世界，不可能一下子建成，而且，任何急躁情绪都有可能使事物走向自己的反面，把幸福变成灾变。当然，这些年我还见到了更多的异托邦、恶托邦，在这样的世界里，进步变成了控制，技术变成了枷锁，人物变成了动物，或者机器。不过，与一般人“经历”了这样的世界之后就变得胆怯，不敢想象美好的未来不同，我觉得，这些作家、艺术家之所以构建这样一个不人道的世界，其实是以另类的方式告诉人们，人的世界、人的生活是多么宝贵，而维护这人的世界、人的生活又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
我见识过如此多维广阔的世界，经历过如此多样迥异的人生，自然会遭遇千奇百怪千变万化的人心与人性，我遭遇过卑鄙卑劣卑贱卑污卑下卑微卑躬屈膝，更拥抱过纯粹淳朴纯净纯良纯真纯正纯洁无瑕，我体味过勇敢勇猛勇毅奋勇沉勇骁勇勇猛精进，也经验过怯懦怯弱怯惧怯缩怯劣怯头怯脑……总之，你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一切，包括冰炭不可同炉的人心人性，我在文学中都见到过。何止如此，现实生活中没有的人心人性，我在文学中也都遭遇过。别忘了，这是文学的长处——文学就是人心人性的试验场和大舞台。我特别喜欢梁生宝这个人物，就因为他做的事看起来不大，都是小事，可这小事里边包含着大人心大人性。按照一般的人性原则，有谁会放弃自己发家致富的机会而去帮穷哥们穷乡亲解决生活困难——这本来是他发家致富路上的垫脚石呀？有谁会放任美丽的爱情从自己身边溜走，而把所有精力投入到集体的劳作和事业之中呢？有谁会放着现成的便宜不赚，反而自己倒贴钱帮助比自己弱小的人呢？又有谁会以德报怨、一笑泯恩仇，宽容并再次接纳曾经背弃自己和自己事业的人呢？……正是在这点点滴滴中，梁生宝的人心人性人格纤毫毕现、纤尘不染。我越来越反感白嘉轩这个人物，尽管作家基本上是把他作为正面人物来塑造的。他是多么的伪善呀：他发家致富是靠挖鹿家墙角；他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娥，是那么的残暴，不仅逼死她，还挫骨扬灰、镇压诅咒；对自己一度堕落的儿子他也执行礼法，驱逐出门，可等儿子发达了，他又将其迎回，当作家中、村里的顶梁柱；他把鹿三驯化成自己的伥鬼，只要捕捉到自己的心意，就会追赶着去执行，哪怕杀死自己的儿媳。如果这样的伪善之风盛行，我们怎么能安心地工作、生活、休憩呢？
见识越多，沉淀越深，不过却很少，就一个词：正常——正常的人生、正常的心灵、正常的生活、正常的世界。千言万语，归结为一句话：正常地活着。也就是说，在我看来，尽管文学的世界五花八门、光怪陆离，文学中的人生层次丰富、各各不同，文学中的人物千奇百怪、特色各异，文学中的人心更是微妙至极、深不可测，但万变不离其宗，作家之所以营构这样的世界、再现这样的人生、形塑这样的人物、凸显这样的心灵，不过是以不同的维度、角度、方式提醒我们正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提醒我们善待、保护并努力升级我们的生活。千言万语还是一句话：文学维护的是正常人的感觉、生活的感觉。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历史上每时每刻都会发生感觉退化的事。或许，就在我们身边，就在当下，正发生着感觉退化、甚至恶化的事情呢。
五
由此，我常常思考文学的定义及作用。不是文学理论教科书上那种废话式概念——字词谁都认识，语句也能理解，读了却莫衷一是，而是那种真正回答问题、解决困惑的定义。我想了好长时间，一直没有结果。后来，我读到屠格涅夫《普列特尼约夫家的文艺晚会》中反思1855年之后俄国文学状况的一段话，虽然还不是十分满意，但觉得于我心有戚戚焉，就暂时把这句话当作了我的文学定义、文学理念。综合来看，屠格涅夫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力量的生动表现”，而且“跟社会力量的其他同样重要或更加重要的表现一脉相连”，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带来或产生“公共舆论”“公开性”“个人自由”等。
我觉得这个说法跟我目前的想法很契合，即我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力量”，是这种“社会力量”的“生动表现”，而且这种“社会力量的生动表现”不是孤立的，而是跟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其他“社会力量”有机配合，共同开辟、维护人类的生存空间，尤其是公共空间，也就是我之前提到的维护人类的正常感觉、正常情感、正常生活。补充一句，我之所以认可这个定义，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已不再把文学当作“社会力量”及其“生动表现”了，即丧失了公共性、正常感，因而，我们必须重建这种公共性、正常感，这种“社会力量”。
拔起萝卜带出泥。这样，几个问题，或几对关系就顺便提了出来。
首先，是知识和常识的关系问题。现代社会，知识的重要性尽人皆知，但我们在拥抱知识的同时，却相对忽略了常识的重要性，而一个常识被忽略甚至践踏的社会，往往是一个不完善不完整的社会，甚至是一个恶化的社会。这样的现象在我们的生活和文学中都有，而且还不少见。
在文学界，这样的现象也很常见。一些作家，特别是名作家的作品出来了，明明质量很一般，甚至很差，可一堆评论家立马围上去，各种花言巧语、华词丽句，各种理论术语、惊人观点，都一股脑儿加在作家作品身上，有时候恨不得把天文学术语和“火星文”都用上。这是知识对常识的伤害——当然，也是知识滥用。我们在文学中伤害常识，或早或迟，或轻或重，这种反噬作用一定会延伸到生活中。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情、圈子、利益——文学的利益大不到哪里去，但就是这小利益“污”了不少人。想一想，有时候觉得这样的做法也可以理解，毕竟人是社会动物、情感动物，可再想想又觉得不可接受，因为常识关系着文学质量，进而影响着生活质量。
还有一种情况，跟人情、圈子、利益无关，就是单纯的知识压倒常识。几年前，借着许立志之事，新工人诗歌浮出水面，有人觉得这个事情值得关注，就做了一些事情，包括编诗选、拍电影、搞朗诵、作演讲等。在这个过程中，有资方加入，有研究者担心资本利用、绑架劳动，就写文章提出批评。实际上，这是只看到了资本唯利是图的一面，而没有看到资本也有进步的一面。其实，正是因为看到了资本的两面性，马克思强调的是克服资本，而非消灭资本，或者说，他要变革、否定的是以资本为纽带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而非资本。说到底，资本还是“物”，为人所用，人决定其作用、性质。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在推广新工人诗歌中，资本做的大多是好事。我希望有更多资本来做这样的事。其实，假如由于资本的介入，这些新工人诗人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后不再写新工人诗歌了，我也不觉得是多大的损失，毕竟，生存、生活的意义大于写作的意义，或者说，写作的意义就在于改变生存、生活状况，从身边做起也很好。
当然，如果这样的批评只是提醒新工人诗人、提醒人们警惕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警惕其对劳动的利用、绑架，我不仅没意见，而且很支持——毕竟，逐利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也没少干这样的事。但一些研究者越界了，将批评的笔触伸向新工人诗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觉得这过分了。比如，邬霞的《吊带裙》是当时很火的一首新工人诗歌，有人就委婉地批评邬霞：你都被剥削了，怎么还不起来反抗，反而还要“爱”那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陌生的姑娘”呢？实际上，这是犯了知识过剩的毛病，是过剩的知识蒙蔽了他们的眼睛和心灵，让他们看不到这首诗中包含的丰富情感诉求，因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甚至以偏概全。是的，这首诗是写了劳动者创造了美而美又与劳动者分离的故事，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这是剥削、异化，应该批判、抗议，不过，我们不能自己过着安稳日子而要一个打工女性起来批判、抗议，而且，难道那句“陌生的姑娘/我爱你”里边没有批判、抗议吗？在如此善良、宽厚的劳动者面前，恶劣的资本与人难道不应该感到羞愧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去帮助劳动者克服恶劣的资本与人吗？我觉得，这就是文学作为社会力量的价值所在。有时候，轻声细语里边包含着的，其实是雷霆般的声音，你要会听。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陌生的姑娘”有可能就是邬霞自己，或者说，就是邬霞的灵魂出窍？就是一个终日劳作、汗湿工装的制衣女工近乎绝望的渴望——渴望有朝一日也能拥有一件美丽的吊带裙，裙裾上也能安放“一只白净的手”，也能“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明乎此，我们才能理解这首表面温言细语的诗里面包含的无尽能量，才能理解为什么是这首诗而不是那些所谓诗歌界巨擘、新星写的所谓名诗、大诗能引起那么多人的注意——里边有无数普通劳动者的心声。这样我们也才能理解中国梦的真义：如果每个普通劳动者都能实现自己微小的梦想，这样的中国梦才是最坚实最美丽的中国梦。我们每个人应为此大声疾呼、全力奋斗。我们的知识要用在这个事业上，而非其他。
其次，是学术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作为专业活动，为了确保质量，在开展过程中摒弃外物外力（包括道德）干扰是必要的，经济学界很流行的“经济学不讲道德”的说法表达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们同样应该清楚，专业研究的结果或后果很可能是道德的。一项研究完成后，其成果往往落实到生活中，一旦研究与生活接壤，其结果必然是多方位的，其中就有道德的。比如，经济研究往往影响经济决策，前些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某位教授的“吐痰理论”之所以为人所不齿，就是因为其与瓜分国有资产、贫富分化有关，就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严重的道德后果——如果人人都想往别人的饭碗里吐痰，好把别人的饭据为己有，那恐怕最后所有的饭碗都要被打掉、打碎，不管这个饭碗是泥饭碗、铁饭碗，还是银饭碗、金饭碗。
其他专业还可以说自己的研究不用讲道德，而文学研究甚至连这样的话都不能说，即文学研究者在开始自己的研究时就应该意识到自己的事业是一项与道德有关的事业、与人文价值有关的事业，研究对象、研究过程、研究结果都直接与人心道德、人文价值、人类精神息息相关。忘掉了这一点，才会出现知识滥用的问题，才会出现知识伤害常识的问题，才会出现言不及义的问题，才会出现奇葩的雷言雷语。
再就是思想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作为社会力量生动表现的文学，要想有效发挥作用，必然涉及人的精神提升问题，即通过自己讲述的故事、塑造的形象、传达的理念、创造的形式等影响人格塑造，这又必然涉及思想与行动这两种人类面对世界时的反应方式及其关系问题。许多优秀作家都思考过这个问题，屠格涅夫是思考得比较系统的作家。大概是对自己生活时代俄罗斯社会沉滞腐朽的思想氛围极度不适，对俄罗斯大地上到处都是满脑袋空想却毫无行动力的“奥勃洛摩夫”因而极大地压抑了俄罗斯社会的生命力极度愤慨，也对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精致有余、作用有限的学问极度不满，1860年1月10日在一场题为《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公开演讲中，屠格涅夫集中阐释了这个问题。跟俄罗斯乃至欧洲文学家往往肯定、赞美哈姆雷特不同，屠格涅夫虽然承认其怀疑主义有合理的一面，即他否定的不是善，而是伪善，就是这一点使他成了“一名他无法完全相信的真理的主要斗士”，但历史地看，屠格涅夫认为：“哈姆雷特式的人物的确对群众无益；他们什么也给不了群众，他们不能带领群众前进，因为他们自己就裹足不前。再说当一个人不知道他是否脚踏实地，又怎能带领群众前进呢？”而且，怀疑主义就像火一样，“其中有毁灭的力量，如何把这种毁灭的力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以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也是一个重大问题。而堂吉诃德其人表明的，“首先是信仰；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东西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总之，对存在于个人之外，但又不易把握的真理的信仰，这真理要求人们为它服务，并作出牺牲，但是只要奉行真理并持之以恒，而且甘愿为真理牺牲，这真理也是可以把握的，堂吉诃德整个人都充满了对于理想的忠诚”。而且，堂吉诃德认为“为自己而生，只关心自己”是可耻的，“他活着是为了别人，为了自己的兄弟，为了除恶务尽，为了对抗那些敌视人类的力量——巫师们、巨人们，即压迫者们”。经由屠格涅夫的阐释，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在人类历史天平上的重量几乎颠倒了过来，哈姆雷特由人文主义精神的高贵代表降格为怀疑主义者，堂吉诃德则由为人所鄙视的“疯癫骑士”升级为奔跑在大地上的人类理想、信仰火炬的追逐者、护持者。屠格涅夫得出这样的结论，有深刻的时代原因，是方生方死之际的俄罗斯渴望弃旧图新、渴望行动的社会情绪借由文学的强劲表达。不过，屠格涅夫的总结有超越性的一面，他在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这两个人物身上发现的精神倾向——思想与行动的内涵、界限以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依然富有启示。诚如屠格涅夫所言，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不过是这两种倾向的极端表现，是诗人们在两条不同道路上设置的路标而已”，生活竭力奔向这些目标，但永远可望而不可即。这告诉我们，人类要在这两个倾向中展开自己的生活，并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倾向，以维持生活的平衡。
屠格涅夫之后，人类历史经历了前人难以想象的巨变，生活在思想和行动两个端点间经历了给人类命运带来深刻影响的多次位移。历经巨变，人们再也无法像屠格涅夫那样，在相对单向度的意义上讨论，而是更综合、深入、细致地观察这个近乎悖论的人类难题。我以为，加缪是屠格涅夫之后，对思想与行动的关系问题思考得最深的作家之一，其作品都内含这一主题，《鼠疫》更是承前启后的力作。表面上看，小说写的是现实中的鼠疫，但实际上，作家探究的是“精神鼠疫”以及人类如何才能克服这样的鼠疫，这在小说中抗疫英雄塔鲁跟医生里厄的对话中袒露无遗。塔鲁原是一位法官的儿子，少年时期生活幸福，无忧无虑，直到有一次父亲为了向儿子展示自己工作的意义带他去旁观自己主持的一场诉讼，正是在这场诉讼中塔鲁发现了现代社会的一种致命病毒——许多人以社会的名义杀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现代社会理念可能就是反人性的，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成了现代社会的“局外人”——这就是加缪在《局外人》中想要表达的。然而，意识到问题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既然病毒渗透在整个社会中，渗透在每个人身体、心灵中，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要绝望了，就要放弃了，躺平了？加缪的回答截然相反，他强调意志的作用，强调以意志克服病毒，让现代社会变得尽量人性些、健全些、可理解些，让“局外人”越来越少。为此，需要人类付出空前的努力，即空前的思想和行动能力。小说中，塔鲁的话是那么的无奈，又是那么的有力，还是直接让他说吧：
凭我可靠的知识，我清楚知道（是的，里厄，我深谙生活中的一切，这您也看见了），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因为，没有人，是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免受其害。我也知道，必须自我检点，毫不懈怠，否则，稍不留神，就可能往别人脸上呼气，把鼠疫传给人家。只有细菌是天然形成的。其余的东西，如健康、廉正、纯洁，可以说都是意志作用的结果，而这种意志作用是永远不该停止的。老实人，几乎不把疾病传染给别人的人，他们总是尽最大可能不走神。要想从不走神，就需要意志力，需要精神高度集中！
在塔鲁的话中，西西弗斯的形象脱颖而出。是的，这个看起来比堂吉诃德还要“傻”一万倍的家伙，这个山上山下来回奔走、滚动巨石的家伙，不仅一点也不傻，而且是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思想和行动——的有机体，在他那里不仅有最彻底的思想，也有最决绝的行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量“自我检点”，尽量做“老实人”，尽量不“往别人脸上呼气，把鼠疫传给人家”，就是说，做个合格的现代人。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当今世界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刻，这样的时刻往往是“鼠疫”流行的时刻，总有人喜欢“往别人脸上呼气”。为此，我们尤其需要从堂吉诃德、哈姆雷特，特别是塔鲁、西西弗斯那里汲取智慧和力量，改变“往别人脸上呼气”的恶习，克服一切“鼠疫”。只有这样，我们或许才能把危险化为机遇，实现人类文明升级。
最后，我还想简单谈谈理论与批评的关系问题。当下人文领域，特别是文学领域，理论与创作普遍疲惫，缺乏活力。这里边原因很多，我个人以为，一个重要原因是理论与创作缺乏批评的中介。现在，文学理论研究往往抛开创作面壁构建自己的庞大体系，以至许多著作看起来像气势恢宏的高楼大厦，可走到里边一看，空空荡荡，生命杳然。同样，创作者也往往缺乏理论自觉，天马行空、随心所欲，甚至盲目硬写，而且无知无畏，以为自己是在创新，在开辟新的文学领地。在理论与创作的断裂带中，批评一并沦陷，变成自言自语或胡言乱语。看看古今中外文学史，文学繁荣的时期往往是创作、批评、理论并生并荣的时期。这个过程中，批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把理论的光彩和能量贯注到创作中去，又把创作的活力和灵性引渡到理论中。我甚至有一个偏见：缺乏批评意识的人很难成为一个好理论家、好作家。这个说法反过来或许更客观些：具有批评意识的人往往能成为好理论家、好作家。鲁迅就是在从不止息的批评实践中创造了自己的文学世界，马克思也是在终其一生的批评中建起了自己辉煌的理论体系。
不过，这与其求之于人，不如反求诸己。
所以我告诫自己，要：端端正正写文章，踏踏实实做个人。
校友简介：
鲁太光,无间1994级校友，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艺批评、文艺思潮、文学史研究，近年关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已发表论文、评论数十篇，有论文被《新华文摘》等选载，出版文学评论集《重建当代文学想象》、专著《前所未有的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农村的历史叙述问题》等。
鲁太光：写端正文章 做寻常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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